十九 絕智棄辨
絕智棄辨，民利百倍。絕為棄作，民復孝慈。絕巧棄利，盜賊亡有。三言以為事，不足，或命之或呼豆。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。
本章與「郭店楚墓竹簡《老子》」甲篇第一同文，當以「郭店楚簡」為本。
絕智棄辨，民利百倍。
帛書作「絕聖棄智」，此語實非老子之言，老子書中，亦無「非聖」之言。
「絕」，斷也。
「智」，權謀詐偽。執政者尚智而不尚德，「智者欲為」，欲為者多事，多事則民必不安，國必不寧。故《老子》第六十五章：「以智治邦，邦之賊也。」故老子勸為政者當絕之。
「棄」，郭簡作「弃」，帛書作「棄」。「棄」，廢而不用。
「辨」，分也。此字不可作「辯」解說。尚仁者以親疏分；尚義者以利害分；尚禮者以貴賤分，故老子勸執政者當棄之。
「百」，極多也。
「倍」，郭簡作「伓」，帛書作「負」，「負」，賠也，「倍」之借字，乙本作「倍」。
為政者不尚智、不尚辨，而民自富、自化，故曰「民利百倍」。
絕為棄作，民復孝慈。
「絕為棄作，民復孝慈」句，郭簡此句編在「絕巧棄利」句後，依郭簡句順，似與老子「仁義、禮法」思想之層次有所牴牾，故此句當在「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」句前。
「為」郭簡書作「上為下心」，此「為」當屬意念層次之「意為」。
「作」，郭簡書作「上从虘下从心」，指暗中之作為言。
「復」，郭簡作「复」，帛書作「復」。「復」，回復之意。
「孝慈」，郭簡作「季子」，「孝」、「季」、二字，古文字形近易誤；「慈」，「子」音近可借，帛書作「畜茲」，乙本作「孝 茲」，王本作「孝慈」。
為政者絕棄所有意欲之作為，一切當順應自然而行之，而人民孝慈之本性自然顯露，而六親自和。
絕巧棄利，盜賊亡有。
此句郭店簡本之句順不類老子思想之層次，此句當在「絕為棄作，民復孝慈」句下。
「巧」，指機心也。
「利」，難得之貨利。
為政者當不用機心，當不貪難得之貨利，而民自正、自樸，盜賊自然消失於無形。
三言以為事，不足。
「言」，政教號令也。「三言」即上述三個「絕棄」之政令。
「事」，郭簡書作「上从卓省下从又（手）」，古「事」、「使」、「史」、「吏」本為一字，後分化。
為政者以「絕」、「棄」三項政令為致力之事，這還是不足以取信於民的（除非執政者「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」）。
呼豆。
「呼」，郭簡作「唬」，借作「呼」。
「呼豆」，呼籲之意。
視素保樸。
「視」，簡文、帛書作「見」，《說文》：「見，視也。」「視」，保也，養也。
「素」，郭簡作「索」，帛書作「素」。「素」，素樸之義。
「保」，帛書本作「抱」，《說文》：「保，養也。」
「保」，與「抱」義不盡同。「保」有「保養」、「保本」之義，即本來就有才用「保」；「抱」是「抱持外物」之義，即本來並無，故抱持之。由此字可見，老子認為「素樸」是人之本有，故須保之、養之。
「樸」，木之本質也，即素樸。人本性的純樸是何狀態，老子曰：「若嬰兒之未咳也」。
少私寡欲。
「私」，郭簡作「厶」，乙本作「私」。
「寡」，依《楚文字編》此字中間構件為「頁」，左作二撇，右作二點。有學者認為此字是今「寡」字而無「宀」部。
「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」是質，是本，而「絕智棄辯」、「絕為棄作」、「絕巧棄利」是文，是末。老子絕非贊同「絕私棄欲」，而是「少私寡欲」，這既合乎人性，亦合自然之理，更無「無私無欲」之說。
本篇言執政者，當「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」，如此三項「絕棄」自能取信於民，此則是民利百倍，民復孝慈，盜賊無有之治方。
為政者必須絕棄智辨，使民不分不爭，這才是人民最大之利益，即第三章：「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」；為政放棄欲為故作，人民之孝慈本性自顯，即第三章：「不見可欲，使民不亂。」；為政不用機心，不貪貨利，民自樸不爭，盜賊自無，即第三章：「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」
為政者以致力上述三項「絕、棄」政教號令為事，雖或以命令強制執行，或呼籲支持，但皆不足以取信於民。
為政者當須保養本性的純樸，少私、寡欲，人民自然信服。
我們從「民利百倍」、「民復孝慈」、「盜賊無有」、「三言以為事，不足，或命之呼豆」，這些皆指「為政者」而言，故說《老子》是本治書，當無異議，所以《老子》的讀者對象，當屬為政者，亦無問題。
「絕智棄辨」，帛書誤《莊子》「絕聖棄智」源自《老子》，而簡本出土後，足證帛書有誤，帛書當依簡本更正之。
《莊子．外篇》＜胠篋＞篇：「故絕聖棄智，大盜乃止；擿玉毀珠，小盜不起；焚符破壐，而民樸鄙；掊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殫盡天下之聖法，而民始可與論議。」
（不用聖人之道，不用智謀權術，大盜「指竊國者」之亂才會停止；不視玉石為難得之貨利，小盜之事也不會發生；不重視權勢地位，而人民自然就會純樸過活；廢棄天下的衡量標準，而人民無所爭議。盡毀天下之聖法，而後才可以和人民談論高遠的道理。）
帛書不察，以為是《老子》之言，實誤也。且《老子》書中，亦無「非聖」之言，然老子所謂「聖人」，亦含有「為政者」之義，故無需非之。
「辨」，裘錫圭隸作「辯」，今日學者多從，義作「辯論」、「巧言」，
並引《老子》第八十一章「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」作註，但所謂「善者不辯」，「辯」當釋作「多」，實無「辯論」、「巧辯」之意，且與「智」義重，故作「辯」者，誤也。
「辨」，分也，為政者當視民無「親疏、利害、貴賤」之別。
「為」郭簡書作「上為下心」，此「為」與下句的「三言以『為』文」與只隔一簡的下篇：「江海所以『為』百谷王」的「為」字，顯然不同，可知是故意如此寫法。此「為」當屬意念層次之「意為」。由此可見，為政者訴諸行動的為，老子當然以為不可，甚至連「意為」亦不可。
「作」，郭簡書作「上从虘下从心」，有學者隸作「詐」，無甚意義。雖此字簡文亦从「心」，但與前字「為」不可義重，故當指暗中之作為言。
「絕為棄作」，帛書本作「絕仁棄義」，表面看來與郭簡出入甚大，究其深義，則亦有相通之處。
「為」，作「偽」者誤也。
「作」，作「詐」解亦誤也。
事實上，「偽詐」是人人皆知是不可為作的事，人人皆知要「絕棄」，何需老子疾呼？故作「偽詐」者，無甚意義。
「為」、「作」，是指尚仁、尚義、尚禮者言，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：「尚仁為之而無以為也，尚義為之而有以為也。尚禮為之而莫之應也，則攘臂而扔之。……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」所謂「前識者」，即指「智者」，即「尚仁」、「尚義」、「尚禮」者言。
「民復孝慈」，「孝慈」，郭簡作「季子」，有學者認為當釋作「最小之子」，但這只是指排行而言，與純樸自然之赤子，不能視作等同。然帛書作「畜茲」，乙本作「孝茲」，王本作「孝慈」。同時，帛書第十八章：「六親不和，安有孝慈」句看，義理皆當作「孝慈」。
「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」，《老子》第三章：「不尚賢使民不爭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盜。不見可欲，使民不亂。」「賢」智辨也；「貨」，巧利也；「可欲」，為作也。
郭簡「絕為棄作」，帛書本作「絕仁棄義」，雖云二句義通，但郭簡較直接且義淺明，故帛本此句亦當依簡本更正之。
在句序上，簡本「絕為棄作」在「絕巧棄利」句後，與老子「先仁義再禮法」的思想層次有別，而帛書本的句順較合老子思想的層次，簡本當依帛本更正之。
老子的「無為而治」，不是要執政者樣樣都不必作為，而是所有作為，不當盡逞一己之智能，而是依自然之道作之為之。老子認為執政者不必以「智」、「辨」、「為」、「作」、「巧」、「利」為施政之作為，這樣人民便得以安定，社會諧和，盜賊自無。「無為而治」的「無為」，是說為政者所有的施政，皆順自然，所謂「順天時應地利順人和」是也。為政者這些作為，事實上是很高深的修為，為政者要不斷地做，努力地做才能達到這個境界，但於外界看來，認為為政者甚麼都沒做，以為是「無為」之作為，故曰「無為而治」，事實上則不是如此。
「事」，《說文》：「事，職也。」《爾雅‧釋詁下》：「事，勤也。」《論語‧顏淵》：「回雖不敏，諸事斯語矣。」奉行之意；「史」，文辭繁多，《儀禮‧聘禮》：「辭多則史，少則不達。」《論語‧雍也》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」
帛書此字作「文」，可能是取「史」義。「文」，通「辬」，《說文》：「辬，駁文也。从文，辡聲。」段注：「斑者，辬之俗，今斑行而辬廢矣。」《廣雅‧釋詁三》：「辬，文也。」即修飾美化之義。
為政者但求致力美化政教，夸飾號令，老子認為這不足以取信於民而天下可治，為政者必須「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」，如此，三項「絕、棄」才足以取信於民。
老子並不否認人性中的「欲」，故強調執政者當要「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」，這才是「民利百倍，孝慈自顯，盜賊自然消失」的治方。
老子不強調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，皆因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重「文」輕「質」，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本是「前識者」用以規勸人的善行，但由於重視「外行（外在行為）」，故常被執政者作為矯情造作、奪權逞欲的工具。但奪得權位後，又借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作為統治的工具。
《莊子、外篇》＜胠篋＞篇：「為之仁義以矯之，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。……彼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為諸侯，諸侯之門，而仁義存焉。」
（有人自以為行仁行義，故用仁義來糾正別人的行為，假借仁義之名來做虛偽的事，……那些小偷就被誅殺，那些竊人國的反而成了諸侯，而這些諸侯之家，真有仁義在嗎？）
在莊子這段話中，竊國者為侯後，力倡仁義禮智，而力倡者本身就是一個竊國者，自身本無仁、義、禮、智可言，故莊子質疑這類諸侯之門，會有仁義禮智存在嗎？實甚諷刺。
「仁義禮智」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，老子認為為政者必須絕之棄之。
為政者當須「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」，以恢復己身已有的純樸，才是安民止亂的根本所在。
老子並未完全否定「仁」、「義」之價值，十八章：「故大道廢，安有仁義」，可見「仁義」是大道廢後的產品，「仁義之治」不是最好的政治，而是「大道廢」後次好或是可以接受的治國原則。
老子認為既是要選擇，只有選擇最好的「大道之治」，當沒有最好的選擇時，那只有選次好的。但最好的「大道之治」，乃是老子所嚮往的理想政治。有人懷疑「大道之治」中，是否有仁義？答案當然是肯定的。只是大道之治時，仁義不需高舉而自有，正如「國家昏亂，安有正臣」一樣，「正臣」不因國家昏亂而存在，而是國家昏暗與否，正臣皆已存在，只是生在太平盛世的「正臣」，難有考驗與彰顯的機會。
在《老子》書中，「智、辨、為、作、巧、利」等，皆是人們不能再「返歸自然」的絆腳石，若不絕之棄之，人們是不可能「視素保樸、少私寡欲」的。而「智、辨、為、作、巧、利」等，指的是「不逞個人」的「私智」、「私辨」、「私為」、「私作」、「私巧」、「私利」，而不是「大」的「智、辨、為、作、巧、利」等，「郭簡《老子》」乙編第十四枚簡「大巧若拙」（帛書第四十五「大成若缺」章），可以說明「智、辨、為、作、巧、利」諸詞的涵義。
「大」，實指道也，故「大巧」即指「道之巧也」，或作「大巧之德」說，故此處的「巧」實非指本篇的「絕巧棄利」的「巧」而言，其中義涵之差別，讀《老》者不得不慎之。
「利」亦然如此，老子不言「私利」，視「民利」即「君利」，此「棄利」乃指「為政者當棄一己之私利」言，但「民利」為政者則必須全力以致「民利百倍」，「民利」即「大利」也。
有學者認為老子是「愚民政策」，「愚」若解作「純樸」，當然沒有問題，若否，誤也。
老子要「絕智棄辨」、要「絕為棄作」、要「絕巧棄利」，這些話是對統治所說的話，是勸統治者要「絕棄」，與民無關。若要說是愚民，倒不如說是「愚君」。且愚民政策是指「君賢民愚」，但老子卻是「君愚」；愚民政策所重視的是「君利」，但老子卻是「民利百倍」，可見老子實非是「愚民政策」的支持者，更不是愚民政策的製造者。
「絕智棄辨，民利百倍」，旨在強調「民利」，也唯有「民利」，統治者才有「統治者之利」。故老子不言統治者之利，而強調「民利」，指出統治者只有在「民利百倍」的情況下，自能得利，其間是因果關係，為政者的「利」是因「民利百倍」之後的結果，也就是「聖人之在民前也，以身後之」的道理。
老子認為「為政者」必須絕棄這些被人利用的工具，執政者當須「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」，以恢復自身的純樸本質，而人民天性中的純樸自顯，這才是「止亂安民」的根本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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